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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《庄子》内七篇不同的是，外、杂篇一般被认为非庄子本人所作，但历来注家也多认为外、杂篇能“羽翼内篇而尽其未尽之蕴者”(陆西星《南华真经副墨》)。根据实际的阅读经验，我们可以体会出内篇与外、杂篇之间的差异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内七篇形成了一个独立而不可撼动的整体，是庄子本人超拔世俗的思想与诗意飞扬的文笔的综合体现，是圆融静定而又光华四射的千载不朽的心灵世界。而外、杂篇则更多纷繁面貌，时而如激愤之士，慷慨陈词;时而如纵横之家，说剑游谈。隐逸与观世之语，杂处其间;养生与安死之命，变幻莫测。
从内七篇的心路历程，迈入外篇的领起之作《骈拇》，隐隐地会有一种文字上的“跌落感”。内篇之中，直叩灵府、震撼人心的语句俯拾皆是，而到了《骈拇》一文却少有此等体验。痛快淋漓的批判与逻辑严密的排比，恰如夏日黄昏的暴雨，列缺霹雳，倾泻直下，过后却少有一种余韵引人回味。这不免令我们有些怀念内七篇里的优游自在与自信从容。那儿的快乐，是相忘于江湖，是莫逆于心，是栩栩然蝶也;那儿的痛苦，也是站在宇宙高度上的一种理智的悲悯与觉醒。庄子或许确如荀子所言“蔽于天而不知人”，但较之众生蔽于人而不知天的执迷，庄子未尝不是超脱凡俗的冷静。
正如外、杂篇中其他篇目一样，《骈拇》这一标题出自于文章首句，是一个比较切合主旨的题目，此篇谈的正是道德上的“骈拇枝指”和“附赘县疣”。所谓“骈拇”是指大脚趾与第二趾粘连，即比平常人少去一个脚趾。“枝指”是说一只手长出六个指头，那就比正常人多出一个手指。所谓“附赘”讲的是身体上多生出来的肉，“县疣”指身上长出来的小瘤结。上天赋予人类优美清洁的形体，而这些“骈拇枝指”、“附赘县疣”却都是在所谓正常范围之外的东西。这样的描述自然让我们联想起《人间世》、《德充符》中的诸多怪人，他们或是瘸腿、驼背、没有嘴唇，或是脖子上长着像盆一样大的肉瘤。但尽管他们形体上丑陋至极，却仍然使人们肃然起敬，钦佩他们的品行而忘却他们的外表。于是，就有人产生了疑惑，为什么在《人间世》、《德充符》中这些大瘤、小肉都无关紧要，到了《骈拇》篇却成了“出乎性哉，而侈于德”，“出乎形哉，而侈于性”的恶物?其实，区别在于：《人间世》和《德充符》宣扬人的内在精神修养要高于外表，而《骈拇》强调这些东西的多余，只是以此作比方来引出文章的批判中心，亦即“仁义”。就像骈拇枝指虽是与生俱来，对体貌来说只是无用，附赘悬疣虽是从形体上长出来，对本性而言却也只是多余;同样，旁生枝节般地造作仁义而加以应用，把它与五脏相配合，也只是滥用聪明的淫僻之行，绝非任性率真的自然之道。
孟子认为，仁义是人内在本然就具有的，告子与之争辩，把仁义一切为二，一半“仁”归于人的本然之内，一半“义”归在人之外。庄子则彻底地一笔抹杀，痛贬仁义是人类本性之外的“淫僻”。他认为，要使自然本性得以彻底回归，就必须摆脱人为的、作为社会道德规范的“仁义”。人不是拯救世界光明普照的天使，也不是无恶不作自私自利的魔鬼，人只须做回他自己：一个有真情实感而无偏私的真正的“人”。所谓“大仁不仁”、“至仁无亲”，庄子理想中的社会，摒弃了“失其性命之情”的宗法礼制，卸下了桎梏人心的礼教规范，复归于一片“常然”的天下。
在讲求“克己复礼”的儒家眼中，“仁义”是一种极高的、并非人人都能真正达到的道德境界，甚至连孔子自己也说“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。但对于超越世俗之礼，“游乎尘垢之外”的庄子而言，人的最高精神追求，就是从“仁义”等观念中摆脱出来，心境返归于无是非、无善恶、无哀乐的本然状态。或许“仁义”本身是一种难得的宽容伟大的品行，可是庄子认为，自从仁义名号腾空出世，万丈红尘内便多有假造仁义或利用仁义沽名钓誉之徒。一时间，真仁义、假仁义喧嚣扰攘，反而搅乱了人世间本来的平静。一些人靠仁义获取名利，一些人放弃正途去追求变了质的仁义，终身役役而不可得。在这样的氛围中，更为根本的“道德”渐渐被人忽略和遗弃。在庄子看来，无论是离朱的视觉，师旷的听觉或杨墨的言说，都是脱离本然而生造出的旁门左道，既非大美，亦非纯真，而是一种损害了自然本性之美、扰乱了视听的事物。可惜人们往往被其华美表象所迷惑，虽识得大体，却拙于辨识，在名实之间难分泾渭。
庄子笔下也常常会出现一些妙趣横生的动物形象，但他实际上是要借这些生动鲜活的形象来阐释自己的理论。例如此文中，他就以野鸭与鹤的腿作对比，说明“故性长非所断，性短非所续，无所去忧也”。那些常需为之忧愁担心的事物一定存属于性命之外，因为任真率性的道德正途给予人们的恰是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。看庄子曾言及的那些真人、神人、圣人，他们悠游于广漠无垠的天地之间，餐风饮露，逍遥无度，何来忧愁和悲苦?所谓道德之正和性命之情正是庄子反复提到的“适性”、“返朴”，而“假”无非是超乎本性之外的追求，譬如“仁义”和“富贵”。仁义之士以天下为己任，心忧黎元而兼怀国家，这是追求自身所无法企及或改变的事物;贪慕富贵荣华，千方百计地钻营谋求，这是迷醉于财物而丧失了纯朴之心。前者是骈拇，是“凫胫”，“续之则忧”;后者是枝指，是“鹤胫”，“断之则悲”。但是就伤害自身、背离天性的本质而言，两者却是殊途同归。后世非得以仁人作楷模，以贪者为小人，在庄子看来无疑是愚蠢的。一个殉的是仁义之内的家、国、天下，一个殉的是仁义之外的名、利、财、色，损害的却都是比仁义之内和仁义之外的一切重要得多的“最初之性”。
庄子心中的完美人格，无须明察秋毫、洞彻五音，无须人情练达、执守礼教。“性命之情”与“最初之性”的肯綮是“自适”，人应该保全自己的本性，发现并追求自己本性中的真实。庄子始终高扬尊重和维护人性的观点，在人自身和人之外的价值天平上，他的砝码永远置放于前者之上。文末之句曰：“余愧乎道德，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，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。”这样的“惭愧”与“退却”，虽然并不像庄子本人的口吻而更可能是庄子后学的言辞，但在充斥着贪婪、掠夺、欺诈以至残杀的当今之世，在这个以“文明”为旗号霸权四溢的星球，此言此语未尝不是从远古流传而下的一剂良方。只是不知还有多少人会怀抱如此一片敬畏之心，为后世留一线生机，也为自己的本性留一条最后的退路。
附：古人鉴赏选
观书大略如《庄子》，尤不可以训诂理，其所谓性即所谓德也，其言扶疏，其字错落重出，初非有意，亦非无谓者，故其所以为奇也。……语至刻急，每结皆缓，若深厚不可知者，优柔有馀，得雄辩守胜之道。自经而子，未有成片文字，枝叶横生，首尾救应，自为一家若此。(宋刘辰翁《庄子南华真经点校》)
《骈拇》以下三篇，皆一片文字，首尾照应，而其妙处全在虚字哉、乎、矣、也，发其雄特之气，每以一脉度过，断云接日，黍米空悬，小腰巨腹，形容不尽也。(明陈深《庄子品节》)
此篇以道德为自然，而以仁义为骈附，正与《老子》“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”同旨。但《老子》含畜正大，而此则过于愤悱，以仁义为多事多方，而不若道德之无事也。气雄三军，文压百代，执此以用世，则未也。虚心以观，焉能修己、治人、治天下?(同上)
此篇文势快利明爽，起伏变换，如飘风飞雨，忽然过去，忽然复来，络绎连旋，略无断截。每于上下转换之间，必埋伏一字一句，相为联挽，或用之上句以起下句，或用于后语而挽前语，但见气势络绎，其开閤变换，无迹可寻，想下笔时淋漓飘洒，亦自喜于为文之佳，而非偶然者也。(明陈治安《南华真经本义》)
篇中将仁义与聪明口辩之用，声色臭味之欲，作一派铺写，其眼光直是最高，其笔力直是最辣。老庄之见，从来是尚道德而卑仁义，如此篇菲薄仁义，便特提“道德”二字为一篇之主。行文段落极整，而其每段中忽添忽减，随手错落。一线穿去，一段生一段，波澜滚滚，然至束笔处，皆故作悠扬蕴藉，另是一格。(清宣颖《南华经解》)
篇中扫除仁义名色，而约之于道德之途，此《庄子》外篇托始之微意也。至其行文，节节相生，层层变换，如万顷怒涛，忽起忽落，极汪洋恣肆之奇。尤妙在喻意层出叠见，映发无穷，使人目光霍霍，莫测其用意用笔之神。后来惟眉山苏氏得此灵境，故嬉笑怒骂，信手挥洒，可以横绝峨眉。其馀皆望洋而叹。(清刘凤苞《南华雪心编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