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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高考公正的底线：请永远把人当作人来看
内容提要：作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“国考”，每增加一分的背后，都是一长排活生生的落伍者，他们都是一个个“具体的人”。他们不能作为政府实现“素质教育”之类目的的手段，而只能作为政府实施包括“素质教育”在内一切手段所最终指向的目的。
“国考”在即，全国关注。一个新增名词，在今年的高考新闻里开始流行：“裸考”。
名词虽然新，问题却是老生常谈。所谓“裸考”，指的是那些不能享受高考加分政策，仅凭考试成绩参与搏杀的`考生。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，北京的谢女士儿子班上有近50名学生，享受加分政策的却有20多个，一次能加20分，“有市三好学生干部、有二级运动员证书的、有获创造发明奖的，还有少数民族、华侨、牺牲警察的子女，爸爸妈妈是现役军人的，也能照顾提前录缺，只能“裸考”的儿子难怪会“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”。
前一段热论“高考移民”时，高招的地域公平备受关注，竞争激烈地区的考生感叹大城市考生是“被允许吃了兴奋剂比赛”；当我们把望远镜换成显微镜时却发现，高考公正遭受的质疑在为人艳羡的小范围内同样存在，“裸考”这一新名词又应运而生。
关于高考加分政策的公正性，笔者一向是不敢苟同的。教育部学生司负责人指出，加分政策的出发点是“想在优秀人才的选拔机制和方式上作一些探索”，是为了改变“一榜定终身”，淡化“高考指挥棒”，乃至于“改变素质教育轰轰烈烈、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现状”。加分政策本身能否达至这些目的，出发点和终点会否事与愿违，这里暂且不论――要我看，手段和目的完全不搭界；那么，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诉求，我们是否就可以在高考分数上强施矫正，为一部分人加分而让另一部分“裸考”，然后再让他们去参加一嘲公平”的独木桥竞争呢？
显然，高考分数在这里被当成了实现目的诉求的矫正手段，而不是被当成高考公正这一崇高目的本身的有机组成。我们知道，高考分数面对的是“人”，而且不是“抽象的人”，是“具体的人”。这就决定了高考公平问题，不仅是一个教育资源的占有和分配问题，更是一个事关人的尊严、自由和权利的问题；不仅是教育学问题，更是一个伦理学问题。而“永远把人当人看”的康德式信条正是这一伦理学问题的底座和基点。
“永远把人类（无论是你自己还是他人）当作一种目的而绝不是一种手段来对待”――康德“永远把人当人看”的核心价值正在于：人只能是手段所要实现的目的，不能是实现目的的手段。而这，同样是高考公正的底线。
作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“国考”，每增加一分的背后，都是一长排活生生的落伍者，他们都是一个个“具体的人”。他们不能作为政府实现“素质教育”之类目的的手段，而只能作为政府实施包括“素质教育”在内一切手段所最终指向的目的。高考加分政策如此，高招地域公平问题同样应该这样理解。
伏尔泰说，公正是自然法的基本要求，是普天之下都认为如此，它既不使别人痛苦，也不是以别人的痛苦使自己快乐。如果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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